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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前，在墨西哥坎昆，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的193个国家签署了《坎昆协议》。这个被业界认为是“不疼不痒”的协议，算是今后一段时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

　　对中国人来说，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谈判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过去的十几个人，到如今的小100人，为什么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代表团迅速扩张？

　　在本周末举行的《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知识读本》首发式上，刚从墨西哥回国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介绍说，尽管谈判最终的协议，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从10天的谈判进程来看，各个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矛盾重重——一些国家在谈判中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未来有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减排压力。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绕不开的话题。

　　坎昆谈了什么

　　过去十几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只不过，2009年那次吵得人仰马翻的哥本哈根会议，将这个非常专业的谈判推到了公众面前：根据《京都议定书》，2012年是发达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第一承诺期的收尾之年；而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需要减排多少，发展中国家要不要被规定减排目标，都必须在2012年之前有个说法。所以，哥本哈根会议曾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一轮谈判。

　　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国际社会又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坎昆会议上。可从最终达成的《坎昆协议》来看，那些谈判的关键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是多少，发展中国家如何自主减排，发达国家如何拿出真金白银资助发展中国家等等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虽然此次谈判的最终结果被媒体比作是“温热”的，但谈判的过程却是火爆的。何建坤说，此次谈判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一些更为苛刻的减排目标有可能使谈判更加艰难和复杂。

　　比如，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是，将未来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以当下，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谈判都是以控温2度为目标的，但此次坎昆会议期间，不少小岛屿国家提出，必须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就意味着全球要减排更多的温室气体。那么，该谁来承担这些多出的减排量呢？作为排放大国的中国肯定躲不开。

　　还有，此次会议上，有的国家提出，2020年应该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只能往下走。一旦2020年成为排放的峰值年，或者按有的国家的意愿，峰值年出现在2015年，那么对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峰值年早已经过去，所以峰值的概念对新兴经济体压力更大。

　　在何建坤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必须重视谈判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并及早做出应对。

　　谈判过程带来新压力

　　何建坤介绍说，在一些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常常会提交这样的一张成绩单：中国虽然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近年来却在国内开展了自主减排，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53%，为世界罕见。因为，同期发达国家的能耗下降不到30%。

　　再有，自2008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在开发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投入两万亿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标。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这样的成绩单有助于中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对这样的成绩单，何建坤却表示，我们自己必须看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虽然2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长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其实增长了3倍。再有，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抵消或减缓了GDP能耗强度的下降趋势。

　　另外，虽然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长50%，但由于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能源还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相应地也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释说，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有的国家提出的关于峰值的问题，因为，相对那些排放已经很少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在起步，排放峰值还不能在近期出现。所以，如果在谈判中，多数国家同意2020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说，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气候大会上，要把讨论峰值作为谈判的关键问题时，中国该怎么办？

　　除了国际的压力外，减排也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建坤说，“十一五”，以及未来的“十二五”，我国污染物的减排都将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现阶段，二氧化硫的消减主要来自对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国内控制大气污染的内在需要。

　　减排从哪里入手

　　按照专家的测算，如果2010年~2020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那么2020年，全国的能源需求量就将达50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100亿吨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已在2009年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相应能源强度下降40%。这就意味着，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速的同时，还将背负起二氧化碳和化石能源需求减量的重担。

　　在何建坤看来，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将是中国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可减排从哪里入手？

　　何建坤说，目前，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在建筑交通等消费领域，所以他们的减排对策主要是降低消费排放。而我国，70%排放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出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1/4以上，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调控和引导发展排放、控制和减少转移排放则是我国现阶段的关键对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何建坤也勾画了一幅低碳经济的路线图，首先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其次是发展低能耗的新兴产业；再有，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科学家测算，能源结构的优化对实现2020年GDP碳强度下降40%~50%目标贡献率可达20%左右。

　　虽然，在我国，碳排放的主体是工农业生产领域，但在专家们看来，公众有效参与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是对低碳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公众可以通过选择低碳消费，迫使企业进行低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