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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大会戏剧般地拉上了帷幕。在发展中国家的力争之下，会议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核心议题上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但如同以往历次气候大会一样，大会仍给未来留下不少问题，可谓“喜忧参半”。

　　欧洲为什么要试图挑领导者角色，美国为什么消极？多哈大会之后，国际社会聚焦到2015年时达成一个涉及所有国家的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议，中国准备好了吗？这似乎注定气候变化谈判“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宿命。

　　有了2011年德班气候谈判36小时超长“加时赛”的前车之鉴，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在开幕式上风趣地警告，多哈会议希望能在星期五(12月7日)结束，而不要拖至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对于这样的倡议，大家真的只是一笑而过。分析人士认为，本届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与会各方共同妥协的产物，最终形成的结果“各方都不满意而各方都能接受”。

　　实现平稳过渡

　　2分钟的背后，有没有其他交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大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不愿透露细节，但表示“我们帮助了大会主席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与会谈判代表邹骥看来，谁都不愿意开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议题上的绊脚石。

　　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京都议定书反映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逻辑是：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到10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太多二氧化碳，他们还要发展经济，其发展速度不应该受碳排放限制。显然，这个机制能够保留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特别有利的。

　　“同样，对欧盟来说，《京都议定书》二期是否能够顺利衔接将会极大影响到欧盟碳市场交易的未来。而如果将‘热空气’过渡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影响到环境的完整性，相当于再次降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同时也将影响《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效力。”邹骥说。

　　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承诺注资

　　在多哈，大会决议重申发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并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亿美元的目标。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有意愿达成共同的承诺来确保公共资金的标准有所增加。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德国、英国、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已经为此编列预算，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不到700亿欧元。而美国“一分钱也没有承诺”。

　　而发展中国家对资金援助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依据的基础是，自工业革命的一百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向受到损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我请客，中国买单”。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与中国的利益相悖的。经过艰难的谈判，关于行业减排的内容，在文本草案中被删除掉了。

　　但在这个问题上，77国(包括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加中国这个谈判阵营就有产生了分歧，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离家出走”，和欧盟走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美国以及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也要在国际协议框架下做出“自上而下”的减排承诺，而不仅仅是在国内做出“自下而上”的承诺。

　　美国是最大“钉子户”

　　记者观察发现，关于气候友好技术转让的内容，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钉子户”和“绊脚石”。凡是涵盖资金、技术等核心问题，就必将遭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狙击，美国拒绝对气候友好技术转让问题展开谈判。

　　对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国际NGO联盟四次给美国颁发“化石奖”，这个带有黑色幽默的奖项主要颁发给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最不积极的国家。但美国丝毫不为所动。

　　世贸组织涉及气候变化的案件沉寂了近10年后又开始不断增加。为了实现美国的碳竞争力，美国国内气候立法对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进行遏制。

　　不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明确表明不与欠发达国家争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并表现出南南合作的“噱慨”，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自己已经出现“换位”迹象，因为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而不用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