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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积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气候变化重大技术的转移不应照搬市场经济的规则，全世界应该建立一个和谐的环境促进气候变化重大技术的有效转移和推广。
 
　　在4月25日举行的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的重大技术与国际科技合作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在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和评估、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技术创新、技术转让的障碍和可能的技术转让机制以及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国际科技合作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以上的呼吁。
 
　　技术突破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技术需求主要集中在几大部门，如电力、交通、建筑、石油化工等，这些部门都属于高能耗部门，其能源消耗约占全部能源消耗的50%，占工业能源消耗的70%。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主任姚强介绍，全球能源需求将在2030年时增长53%，预计全球石油日需求量目前是8400万桶，到2030年将达到1.16亿桶，今后25年，世界各国将需要在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及相关领域投入20万亿美元。能源需求的提升对高效的能源转化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技术包括高效发电技术、污染控制技术、低碳技术（主要是可再生能源与二氧化碳控制技术）。
 
　　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教授、诺贝尔奖得主Cario Rubbia也对新能源生产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主题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核能和太阳能利用的相关情况。“目前我们对太阳能的使用率还不到百分之一。”而无论是太阳能热发电还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如果未来太阳能技术能有所突破，成本能有所下降，太阳能应该是未来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的主要途径。
 
　　姚强向记者介绍，目前全世界都致力于无碳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而这些技术的突破必须依靠全世界的共同努力。
 
　　发展中国家应两条腿走路
 
　　“发展中国家因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需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因此技术改革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邹骥说。以中国为例，中国面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被落后技术锁定的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技术转让需求尤其迫切。
 
　　姚强则详细列举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过的大型发电技术之路：从亚临界到超临界再到燃气轮机，最后到核电。其中有完全依靠技术引进的案例，如亚临界发电机组和烟气脱硫技术的引进；有市场换技术的案例，如燃气轮机和核电的发展；也有合作研发的案例，如2003年中国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2006年中国正式加入未来发电计划、2007年中国参与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也有技术转让失败的案例，如气化炉技术等。
 
　　姚强总结道，中国需要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这种需求必须向全世界开放，但是引进要与自主研发结合，通过市场换技术，必须掌握核心。“不仅仅是中国，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发展中国家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技术引进，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自主研发的战略。”邹骥同样指出。不过，他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人才储备上，均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依然十分重要。
 
　　邹骥说，技术转让的国际合作问题，涉及经验、人力资源、机制、资金等一系列问题，也包括出口限制的问题。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因此在气候变化的重大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应该具有政治意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种转让不是施舍，也不是援助。
 
　　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
 
　　知识产权是与技术转让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在论坛上，不少专家同样提到了气候变化重大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气候变化重大技术转让问题上，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换个角度说，百分之百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邹骥认为，知识产权不应该成为不进行重大技术转让的借口。
 
　　“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环境技术成本，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不应该简单地用市场的方式进行，不能简单地遵循商业贸易的模式。”姚强说，一般情况下，技术研发的费用都是由受让方来承担，在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问题中，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让方。但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时期首先排放了过多的污染物，因此发达国家应降低技术转移的费用，特别是发达国家或转让方的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平台，推动技术的转让和推广。
 
　　姚强说，气候变化无国界，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应该是无国界的，“知识产权实际上保护的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从更深层次上讲，知识产权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尤其对政府而言，政府应该打破技术转让的障碍，创造一种促进技术转让的积极机制，使技术转让更加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