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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中国·院士专家行”长三角行记

　　早春江南，春意盎然。4月11~14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联合主办的“低碳中国·院士专家行”走进长三角，深入杭州、宁波、镇江等低碳试点城市实地考察，“会诊低碳发展、问计低碳中国”。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应邀全程参与了这次不同以往的“问诊”之行。

　　体检：低碳发展长势好

　　“您知道的温室气体有哪些？”“您知道有哪些低碳生活方式？”“以下哪些属于可回收垃圾？”“您认为冰箱中存放的东西应占冰箱容积多少比较环保？”这些问题来自于一份五年级小学生的调查问卷。杭州低碳科技馆里，一群小学生正在参加关于低碳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眼前朝气蓬勃的学生身上，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仿佛看到了低碳中国前行的身影。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发展不足10年，绿色低碳理念却有如此传播。“低碳发展在中国由一个纯粹的理念到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一项共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低碳中国·院士专家行”之“问计低碳杭州”高端对话中如是说。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自2010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在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5省和天津、重庆、杭州、厦门、深圳、贵阳、南昌、保定8市开展首批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作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杭州的低碳发展成绩斐然。一方面，杭州优先发展低碳产业，2013年杭州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2.9%。另一方面，杭州加快关停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印染、冶炼、化工等行业中的落后产能，截至2013年底共淘汰800多项。优化能源结构方面，杭州市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为核心，开展无燃煤区建设，实施煤改气工作，加大天然气应用，逐步提高接受外输电比例，加大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据统计，2012年杭州市清洁能源消耗量占一次能源消耗量比重达26.06%，比2010年提高5.9个百分点。除此之外，杭州市还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共投放公共自行车近8万辆，建设服务点3000余个，累计租用4亿人次。

　　记者切身体会到，作为试点城市，长三角经济重镇——宁波、镇江等地也正在践行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宁波市以控制碳排放总量为核心，确保煤消耗总量不再增加，石化重大装置规模和单位GDP能耗不再上升。镇江市则利用低碳管理云平台率先探索碳峰值、建设碳平台、实行碳评估、实施碳考核。

　　“这几个试点城市工作都做得很实在，政府部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顶层设计，并且已经有了很多实际的推动，民间组织也有了很多积极参与。”作为本次活动“主角”之一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院士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把脉：倒逼机制约束强

　　辗转杭州、宁波、镇江3个低碳试点城市，最常被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峰值”。杭州市表示有望在2018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宁波市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峰值拐点，镇江市则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力争在2019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目标。

　　“这次我们都听到地方提出了峰值的概念，这是一大进步。”杜祥琬表示，要搞好低碳发展，一定要让温室气体、污染排放不再增加。

　　“有什么样的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有什么样的考核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低碳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地区发展水平。”镇江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为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镇江市通过峰值的确定，形成倒逼机制，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与干部考核相挂钩。

　　倒逼机制的形成并不仅仅在于目标与考核制度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内在需求与动力。宁波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柴利能认为，“宁波作为全国经济开放发展比较早的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暴露出的矛盾比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较早，这其中包括资源要素、生态环境的制约，百姓对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呼声强烈，逼迫经济必须转型。”

　　苏伟在“问计低碳杭州”高端对话活动中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我们的发展方式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是唯一的出路，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下，关键是把这个国家战略、思路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落实到地方、特别是落实到企业中去。

　　探源：低碳发展困难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减排压力大、低碳发展难是普遍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和能源结构调整难。这其中，既有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更有理念、机制、技术等主观因素的制约。

　　绿色低碳，没有理念，就没有行动。而“为什么环保理念不能在人们心里保温？”在“问计低碳镇江”高峰对话活动中，来自江苏大学环保协会会长牛瑞东的一问引起大家共鸣。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指出，环保理念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杜祥琬则用“坚韧不拔”4个字来鼓励大学生继续宣传绿色低碳理念。

　　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偏差也是低碳经济发展难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唯GDP至上，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此外，低碳发展存在激励机制、惩处机制、保障机制缺失，财税扶持机制不到位的痼疾。专家表示，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企业以利益与利润为导向，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没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没有有力的惩处机制，就会使高耗能高污染问题屡禁不止。另外，部分试点城市反映，由于当地人大没有立法权，低碳发展往往不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低碳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补贴，带来后继乏力。

　　技术问题也是低碳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环节。同行专家表示，不是没有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而是这些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一些高新技术没有盈利空间无法采用，大量的科研成果没有转化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先进生产力。针对镇江市代表提出的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问题，有专家表示，尽管减排效果好，但成本很高，要实现普及难度不小。

　　治方：多管齐下协力抓

　　专家们都表示，发达国家走过的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适合中国的发展。如何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杜祥琬以余姚东风小学环保故事为例，谈到做好环保理念科普的重要性。他表示，余姚东风小学从92年开始，对孩子进行节能环保教育，自己编制节能环保课本。“低碳要从理念抓起，从娃娃抓起。一旦把低碳社区、低碳学校、低碳企业都搞起来了，对社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蒲宇飞认为，低碳发展的阳关大路需要从产业和能源结构上抓起，从能源供给层面和消费应用层面抓起，从先进实用技术抓起，探索多样化发展，推进结构优化。

　　有地方和企业代表表示，政府政策激励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抓手。镇江市政府今年年初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发布了《镇江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影响评估暂行办法》，对所有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计改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进行碳评估，形成制度的强约束，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告诉记者，低碳发展不能只靠行政推动，而需要建立碳交易市场，使减排在市场价值的驱动下进行。他建议在未来的几年间，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针对低碳的投资。

　　“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何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如何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都是低碳事业发展的根本。”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王金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低碳经济发展在中国犹如少年。少年强，则中国强。在镇江第一外国语中学，学生与专家院士互动交流时场面热烈，那一份份热情与执着折射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未来，而绿色低碳环保理念已然在孩子们心中抽枝、发芽、播下希望。

　　这是院士专家行的明天所寄，更是低碳发展的绿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