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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波恩气候谈判的196国代表达成了最低程度的草案，承诺在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前至少一个月，拿出一份先行方案。这应该是个好的信号。

　　预定11月30日至12月11日举行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旨在完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即达成一项抑制全球变暖的历史性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防止地球气候因温室气体而受到潜在的毁灭性破坏。

　　历史性的协定需要接力式的努力。6月11日在德国波恩结束的2015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谈判，达成了一项内容庞杂、许多地方含混不清的草案。但在法国气候谈判代表托比安娜看来，“波恩谈判的结果没有让我们感到失望或者受挫”。她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巴黎气候大会前应该拿出一份像样的方案。

　　法国外长、巴黎气候会议主席法比尤斯稍早前表示，为避免把所有难题都拖到巴黎峰会最后一刻，法国希望各方最早能在10月达成一份事前协议。而按照此前利马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各国应在10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减排方案，即“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留给巴黎气候大会的时间已不多了，就目前有限的进展而言，还有三大疑问待解。

　　能否达成具法律效力的协议

　　巴黎气候大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目前，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强制性量化安排的协议，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第二承诺期将于2020年到期。倘若巴黎气候大会能达成一个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意味着2020年后还会存在一个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

　　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法国对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科学上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必须采取统一的行动；经济上看到了新技术的发展，这让所有国家都相信人类有能力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政治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拿出了减排的决心和力度。

　　的确，欧盟和中国、美国在减排方面都表示出了很高的意愿。在去年10月的欧盟峰会上，欧盟确立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计划—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2050年，这一目标为80%~90%。而去年11月中美就减排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些承诺无疑给巴黎气候会议带来了很大的预期。

　　一项数据似乎对巴黎气候大会也是个利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各国只有不到40条与清洁能源或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或法规，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6月将汇总的各国相关法律法规达到800条左右。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

　　技术的进步(如碳捕捉和碳封存、清洁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大国的承诺，再加上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使得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美国中途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事实也在提醒主办方，要想达成一个适合所有缔约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协议，还需要解决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难题。

　　能否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去年底的利马气候大会尽管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纳入决议，要求各国在今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交2020年后的减排承诺，但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仍存争议。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大量排放了温室气体，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阶段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在减排上应该做得更多。

　　法国总理外交顾问罗马岱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认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在他看来，发达国家污染历史较长，发展中国家污染历史较短，理应得到区别对待。而且，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做出减排承诺，一方面进行能源转型以适应气候变化新情况，所作的努力甚至要高于发达国家。他还举例说，法国作为工业大国，其承诺当然不能和非洲相提并论，区别对待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代表都这样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持的观点是：未来所有国家将通过相同的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其“贡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每个国家贡献的区别只是体现在自主决定上。这显然是有意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无视经济体量的悬殊差异，导致减排量的目标也应该有所区别。

　　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项目主任托马斯·斯邦塞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之前的协议把包括新加坡、韩国、墨西哥等比较富裕的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同等对待，这有失公平。而且新兴国家人口多，人均碳排放量要远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些都要综合考虑。

　　此外，各国对“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强调，“贡献”在减排之外，还应包括资金和技术的转让等。但有的发达国家只强调减排，淡化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甚至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绝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

　　尽管分歧众多，但根据法国外交系统的初步数据预测，有九成左右的国家可以在10月底之前公布自己的自主减排贡献，这大大增加了法国对会议取得成果的信心。如果啃下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这块“硬骨头”，剩下的另一大挑战就是遏制气候变化所涉的融资了。

　　能否兑现“绿色融资”承诺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首次被提出，按照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快速启动基金，并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然而，“绿色气候基金”启动资金仅筹得93亿美元，直到去年的利马大会期间，基金总额才勉强超过100亿美元，与协议要求相去甚远。

　　充裕的资金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前提条件。托马斯·斯邦塞坦言，目前巴黎气候大会的挑战主要就是融资：发达国家是否会继续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质疑发达国家筹措资金的意愿，发达国家则希望发展中国家也要出资，法国要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督促发达国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难度可想而知。

　　意识到“绿色融资”不能完全寄望于空头支票，法国希望寻找一些新的融资方式。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告诉《南风窗》记者，巴黎气候大会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参与“绿色融资”。为此，法国已先行一步，如法国政府要求法国开发署提供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能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发展项目。去年，法国开发署还发行了10亿欧元的10年期“气候债券”，为气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这些融资有利于遏制气候变化。但驱动这些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利润，而不是环境恶化，因而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基金加入出资行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有服从大自然，才能战胜大自然。”先哲达尔文关于保护大自然的警示，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挑战，不无方法论的意义。但对于何谓“服从大自然”，各方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刚刚结束的波恩气候谈判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如果各国不遵守哥本哈根的2摄氏度目标，巴黎会议将很难达成更广泛的气候协议。

　　幸而，参与波恩气候谈判的196国代表达成了最低程度的草案，承诺在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前至少一个月，拿出一份先行方案。这对将在巴黎登场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来说，应该是个好的信号。